阿奇博尔德的工作基本上尘埃落定。就目前考核的结果而言，他完全能够胜任，可以将右前臂的残疾忽略不计。拉塞尔的情况大抵相似，只是这样的杂役生涯似乎没有尽头。于通讯公司而言，一八九五年开年不利。迫于收益逐年下降，弗德奈斯不得不放宽了对顾客的要求，毕竟无论多寡，是个人身上都能套出金钱——他曾如此告诉董事会的先生们，这使接受过所谓“博爱”教育的他们大为震惊。

因此那些在街道上游荡的苍白面孔，又一次在通讯公司大厅出现了。顾客一如既往地言行拘谨，似乎要想寄出一封信，就要忍受职员对他们吆五喝六，又或许是顾客真的把他们当成了活的机器。“我们离开这里，来到他们中间，又有谁能认出哪些是我们，哪些是他们！”阿维劝解他的顾客，因为他发觉那些在码头边和他打招呼的老伙伴，到了通讯公司却低声下气得像他的仆从。然而这样反而正中弗德奈斯的下怀。

不久后来了一位年轻顾客，手肘下夹着导盲杖，披着黑色条纹外衣，挺直身子快步从松散的人群中穿过，然而神情却显得平静。“两位先生，请帮我给邓肯·戴斯蒙德写封信。”年轻人摸索到凳子坐下，向阿奇博尔德和阿维请求道。

阿奇博尔德觉得这沉静的语调似曾相识，于是打量面前这位来客——从蒙上一层阴翳的浅绿色眼睛就能够断定是弗格斯。他外衣的下摆和裤腿上还沾着未干的雨水，一手不自主地揉着膝头。

“我需要给他写一封信，”弗格斯随即补充道，“虽然他几乎要跟我决裂，但兴许我还有同他和好的机会。”阿奇博尔德对此难以置信，低下头来向弗格斯凑近问他几句。弗格斯只是打了个手势，示意他先安静下来。

“我跟戴斯蒙德由于一本书起了争执。你或许听说过这本书，麦克斯·欧雷尔的《约翰牛公司》，他说工人是‘到海德公园听空洞浅薄的夸夸其谈的共和派’。就现在的情况而言，很多人都是如此——我也与他们犯了相同的错误。

“戴斯蒙德并不能认同，似乎感到自己被这个外国人所冒犯。当他还知道还有人为作者说话的时候，他比以往更加恼怒了：‘他在否定我们一直以来的努力，还有那个给他辩护的——是不是叫亨利·劳森？他曾经支持过我们，现在矛头一转——也难怪，我见过他，瘦高的个子像个风向标！’但这时候我告诉他，我支持劳森。”弗格斯说到这里作停顿，随即陷入沉默。

弗格斯将要谈起他的历史，先前的沉默为之后的讲述起兴。

失业者的队列从室外的街道经过，而他们也曾这样经过荒芜的原野，将怨言咬合在牙关。十九岁的弗格斯·布伦南已经是这队列中的一员，带着机器匠的工具箱，跟随流浪者大军四处奔波。若不是因为他们与警官发生了冲突，弗格斯也就不可能认识邓肯·戴斯蒙德——因为正是他为这些流浪者抵挡下了警官的责打。有口才，工作勤恳但有些急躁，戴斯蒙德身边的熟人如是评价他。他那高亢的音调听起来有几分坚决，向其他工人宣讲他的观点，据传闻他十六七岁的时候通读过不少历史类的著作，不过他本人常说言过其实。

我们很快又找到了工作，从那时起我跟他经常交流观点，正所谓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我们很快就成了关系不错的朋友，即使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，我也并不为结识他而后悔，弗格斯不无感怀地说道。那时他们还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斗争，以及斗争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，一连串彼此连结的，难以愈合的伤口，其中就包括让他们怀着各自的立场踏上不同的道路。

倘若斗争能够按照既定轨道进行——然而现实已经摧毁了富于战斗的计划，工厂主从不缺对付反抗者的手段，如果条件允许，可以无所不用其极。工会成员被打压，空有手艺而难以得到施展的机会；而后是工资逐步削减；发生纠纷只能由负责人裁处，而负责人往往都是看金钱说话的……工会似乎也不再选择以同样激烈的方式反抗。“戴斯蒙德跟他的朋友们参加了选举，逐渐弄清楚那一套的运作原理，也学会了彼此倾轧——或者说从一开始就存在，现在斗争已经变成彼此间的内斗了。”弗格斯的言语引起周围顾客的注意，已经有人侧身听他讲述，也许有人已经认出这位曾经的领袖。滩涂上留下因灼烧而焦黑的船架，而抵抗与运输船的血肉一同化作灰烬。尽管人们称弗格斯是不因斗争的落败而弄得心灵忧郁的人之一，然而倒伏的弓形梁木时常回到他的心头，迫使他时常怀疑：斗争的归宿是这化作焦土的船只，还是从废墟的缝隙中望见的黎明？

“我很清楚这是一场怪异的内战，没有目的，没有方向，只是在这样的世界里夜以继日地漂流。工会不再需要我。但我告诉戴斯蒙德，也告诉工会的其他人：决不能再这样下去。”弗格斯最后坚决地说道。

“写起来并不轻松，但又必须写它。”阿奇博尔德用指尖捏着信纸，望着对面那张温驯柔和的面孔，感到一阵窘迫。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和解，对此写什么分量都太轻了，阿奇博尔德暗自埋怨着，不过还是拿笔蘸了点墨水，在信纸上写下底稿。

亲爱的邓肯·戴斯蒙德：

我为前几日的争执感到抱歉。如果能心平气和地跟你谈谈我的看法，那也不至于使你变得这样焦躁。可你不必因此而想到决裂，因为立场并不会离间我们。我又想到，我们的立场即使有细微的分歧，然而并没有根本的区别。就凭这一点，我们依然可以维持友谊。

现在我们仍有机会重新开始，反思我们曾经走过的路，告诉他们，我们绝非是一支溃散的军队——至少你和我仍可以重新开始行动。对此我希望满怀，因为谁能说在这片平静如死灰的大地上，不会再明亮地燃烧起火焰？

请原谅我现在逐渐衰退的视力，不能够独自写作，只能委托阿奇·克罗夫特尔代笔这封信件，以便能传达我的心意。

弗格斯·布伦南

1895年1月17日于悉尼

签完落款后，阿奇博尔德找出一个信封，正准备在上面写地址——然而他并不清楚戴斯蒙德当下的住处。“他昨天傍晚带着行李离开旅馆，可能现在还没有回来。你刚才说写完这封信就要把一批信件送出去，不如我同你一起顺路找他。”弗格斯提议道。

阿奇博尔德将信纸折叠放进去，象征性地贴了一张邮票，幸亏那上面不是女王的侧面像，否则无异于在戴斯蒙德这个共和主义者的脸上吐唾沫。就这样他将一个没有地址的信封放进竖放在写字台旁的邮包——一个皮带用金属扣固定，以便搭在肩上的薄木板箱子的内侧，背上这个箱子径直离开公司，弗格斯跟随着他，用导盲杖敲打地面。

五个小时前，戴斯蒙德将提箱和旧皮包寄存在一家杂货店，因为他身上的钱完全无法支付在衣帽寄存处所需的费用，店主愿意替这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保管行李，不过要求他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不超过一天。而后戴斯蒙德像一艘船那般四处游荡，漂流在想象的海潮里，暗流缠绕在他的身侧。

现在阿奇博尔德已经对各个街道的位置烂熟于心，因此不需要地图的辅助，他也能挨家挨户把信送过去。弗格斯时常看见他弯下颀长的腰身，将信件递给站在屋门前的幼小的孩子们，他们等着父母或年龄稍长的孩子们回来。人们被大风扫集到狭窄的街道上，也像风那样从薄弱的胸腔中发出叹息。直至那个被称为“邮包”的箱子里只剩下一封信，他们都未能见到戴斯蒙德，然而无论如何，戴斯蒙德是不会离开悉尼的。

借着阿奇博尔德把皮鞋提上去的工夫，弗格斯踉踉跄跄地踏上起伏的路面，手杖随时都有可能从一个坑跌落进另一个坑里。“看来没办法单独行动。你还是得跟着我，弗格斯。”阿奇博尔德随即起身将弗格斯扶到路边。他留意到从不远处的街上走来一个年轻人，身形算不上非常高大，左手抄进长裤口袋，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从两片青白的嘴唇间拔出烧了大半的纸烟。那个人正向弗格斯走来，随后却坐在临近的长椅上，一言不发。

纸烟被丢在地上，他一脚踩灭末梢残余的橙色火花，抬起头来，神情恍惚地问眼前的信差：“你找我什么事？只要不是到弗格斯那里乞求原谅，我都能答应——我真的不能对此抱有希望了。”阿奇博尔德听后面色煞白，手探进箱子里捏着信封一角。

“弗格斯亲口告诉我，你们还有和解的可能。”阿奇博尔德镇静地说道，然而话语总是因为潜在的不安而梗塞在喉头。戴斯蒙德倒在长椅上，仿佛一艘搁浅的船只，旁人能够清晰地望见躯体下那嶙峋的船架。

“你有没有想过，戴斯蒙德……”阿奇博尔德控制自己的话语，以不至于失言，“你走的或许太远了，而且这条路又不可能孤身一人、赤手空拳地走下来。也就是说，你既需要开路的工具，也需要能够及时劝导你的人。”

戴斯蒙德苦笑道：“你这话说的，倒像是个经验主义者。不过你没经历过我的日子，你要是我也做不出比这多好的决定。跟那些未来的议员在一起，我只觉得喘不过气。只要他们步入议会大厅，除了自己那一份地位和薪水，就什么都忘了。打仗？现在想想都觉得我那时该有多轻率才能想到战争！”

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。

“曾经我寻求人们的支持，然而什么都没得到，还差点丢掉自己！如果我知道这痛苦的结果，我宁可单打独斗。”戴斯蒙德叹息着，那个慷慨陈词的演说家已经从他身上远离，留下的是心灰意冷的年轻反抗者，一位被失望所俘虏、披上镣铐的将领。

弗格斯背身站在路灯下，突然开口：“你我根本做不到单打独斗，戴斯蒙德。”戴斯蒙德先是一怔，几乎要从长椅上跳起来，但阿奇博尔德异常有力的左手将他按了下去。他还得把弗格斯领到长椅上，然后就是把信件取出来……余下的事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戴斯蒙德毫不犹豫地拆开信封，信差愈发感到事情几乎没有把握。“我们的立场即使有细微的分歧，然而并没有根本的区别……现在我们仍有机会重新开始，”戴斯蒙德读着信上的文字，深深地思索着，“我也想过，我跟弗格斯真有什么值得决裂的理由吗？”

“所以说你们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分歧。立场不会妨碍友谊，而且相比而言，友谊往往走得更长远。到时候，让政治立场自己看看，它那离间人的能力是多么薄弱！”阿奇博尔德有些激动，用的是一种演讲的语气。戴斯蒙德没有回应，只是望着坐在长椅另一侧的弗格斯。弗格斯闭上双眼，一条发白的瘢痕从左边额角延伸到右边颧骨，显然刺杀者想要穿过他的头，却因为某种失误让弗格斯侥幸活了下来，尽管给他留下一双近于失明的眼睛。

几分钟后，戴斯蒙德若有所思地抬起手，划过前额。这个意义不明的手势使得阿奇博尔德陷入了惶惑，仿佛它指向一条不存在的伤痕。戴斯蒙德连忙解释道：“弗格斯已经迎接了他那必要的牺牲——也就是要想做正确的事，总要付出代价，它在我们的前额，在我们的心中都留下了荆棘划过的血痕。很快就是我了。”阿奇博尔德听着他紧张而庄重的语调，望见无形的荆棘冠同时落在他和弗格斯的头顶，黑色的尖刺刺入前额，鲜血沿着面庞流淌。

等到他们离开，阿奇博尔德才起身回到公司。同样的问题在之后几日里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：什么是“正确的事”？天边柔软的云雾未曾给他解答，而且从室内向外望见的景观总是带着一种不自然的昏暗，以至于室内的人总预感晴朗的天空将要下雨。正如远方将要袭来的风雨那般，有什么在他胸腔中暗自呐喊，使他难以安然度过这样的生活。

那或许正是意识到他自己生于苦厄的活证据。